卖掉编剧

摘要:因为云莱坞创始人吴又的平台和大赛,很多新人编剧的作品有了出路。

文|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 陈贝蕾 编辑|萧三匝 摄影|邓攀

这是我见过的光线最暗的咖啡厅。

编剧李昆仑坐在咖啡厅最隐蔽的位置,向我介绍他的新作品——一则古装悬疑原创剧本。李昆仑讲起它,显得很是兴奋,对于其中的构思、人物、台词,李昆仑滔滔不绝。

他说自己每天创作12个小时,状态好时,每天能写2万字。他不觉得累,唯一的问题在于:“我觉得自己最近厌食比较严重。”

话音刚落,李昆仑突然提出要与我自拍。拍摄完成后,他收回手机,说:“闭关太久了,最近除了你,还真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话。”

照片中,李昆仑特意露出自己脑后的一撮小辫子,对他来说,这是艺术家的象征。

李昆仑毕业于重庆大学编剧专业,毕业后,整个班里从事编剧工作的只有他一个人。从大一开始写剧本,一直到毕业四年后的今天,李昆仑仍然不温不火。

去见他之前,我特地在网上查了他的资料,却一无所获。

当我担心他的收入状况时,李昆仑却告诉我:“前几天我刚拿到20万版税,够我花一阵子的。”

由于高强度的封闭创作,李昆仑本就瘦削的身体看起来更加虚弱,他告诉我,自己常常因为一句台词衔接不上而整晚陷入思考,失眠成了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问题。

李昆仑的活儿通常是公司委托的,也就是所谓的“命题作文”,他只管去写,不用考虑新的创意。后来,他有点不甘心,他认为自己有理想,他要去做原创。

于是,工作之余,他会去写自己的剧本。至于怎么把剧本卖出去,李昆仑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“靠人脉”。

人脉终究是有限的,如果接触不到与他匹配的影视公司呢?

李昆仑解释说:“没办法,编剧都是这样,只能一点点去找。”

当我告诉他,云莱坞这样的平台可以将原创剧本放在上面进行交易时,李昆仑愣了一下,随即说道:“如果真是这样,那我可以试一下。

尽管李昆仑仍是个不出名的编剧,但对于编剧行业这两年的变化,他看在眼里。用他的话说,“编剧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了”。

发掘好故事

采访云莱坞创始人吴又时,他说,成为一个职业编剧所面临的阻碍非常多,因为他们不认识制片人、影视人,有些也不可能搬到北京来,所以他希望搭建一个显性的通道,帮助职业编剧实现电影梦想。

的确,因为他的平台和大赛,很多像李昆仑这样的编剧,作品有了出路。

吴又浸淫文学领域多年,也曾辞职写过三年诗,但他身上的文艺气质几乎难以看出,最大的特点是果决精干、逻辑清晰,符合理工男的定义。

他身材瘦削,气场强大,坐在我对面侃侃而谈,像个颇有情怀的演说家。

他对编剧行业有更大的期待,他同样知道,这个行业之前出了什么问题。“做编剧真的非常难,因为他们可能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写作第一个电影剧本,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剧本写完之后应该怎么去做。

”吴又说。

早年间,吴又创办了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(简称“读客”),策划出版了《藏地密码》在内的多部畅销书,累计销售过十亿元。凭借这家现象级的图书公司,29岁那年,吴又被评为“2009年中国年度出版人”,成为获此殊荣最年轻的出版人。

然而,拿到出版界这一分量最重的奖项后,吴又离开出版,转身成立凤凰联动影业,并打造出《匆匆那年》、《心理罪》等大热影视作品。

吴又制造“爆款”轻车熟路,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扎在影视行业深耕下去,却没想到,吴又再度转身,并于2015年7月创立云莱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

“我认为我现在做的事才是最有价值的。”吴又说。

之前的两次创业经历,在吴又看来,都是玩票,而创办云莱坞,则是他投注全部心血的一件事。

他总能提前几年嗅到新的机会,每次转型都会很快。这一次,他认为优化整个产业链的机会到了,而这样的机会,在一个人工作能力最充沛的二三十年里很难遇到第二次,所以,他义无反顾。

吴又翻来覆去折腾的几件事,都和故事有关。这是他内心的情结。

一个好故事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:小说、剧本和漫画。吴又做出版多年,知道中国的出版市场非常糟糕,在他眼中,真正的类型小说作家连100人都不到。

做小说来不及了,培养阿西莫夫、东野圭吾来不及了,而大量网文的价值被严重高估,不能产出好故事。同样的,中国的动漫市场也没有发展起来,需要时间培育。

所以,目前,能够最快速度地优化整个产业质量的内容源头就只有编剧。

吴又知道编剧们的需求,他们在线下见十个制片方,就得花上十天时间,并且成本很高,要请咖啡请饭。而大部分编剧通常少言寡语,不善社交。

所以,云莱坞这样的平台的快速达成,就成了编剧们的指靠。

编剧是影视行业最重要的创造力,但他们却没人管,没有工会,没有社区,没有经纪公司,没有人替他们说话。他说:“卡波特写《冷血》的时候是27岁,实际上,27岁左右的年纪很容易写出天才著作。

写作与天赋有关,与年龄无关,并非年纪越大写得越好。然而,我们没有好莱坞,没有编剧聚集地,也没有任何组织来保护和推广他们。编剧们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写作自己的第一个剧本,但写到第四第五个,他们的第一个剧本还是没有路径出来。

在中国,编剧不仅要会写,还要会混,但混圈子没有任何价值,这是产业中的腐朽力量,应该被抛弃。好莱坞的编剧工会中有25000个编剧,而我们需要和好莱坞等量齐观。

云莱坞正是基于此,通过数据和人工将海量写作者从中筛选出来,长久地支持这个产业,并辅助编剧去做他们不擅长的事。

提升行业效率,让行业变得更加公平,在吴又看来,不仅是娱乐业的趋势,也是一切垂直行业的趋势。

对于好故事的甄选,吴又不遗余力。

在影视领域,项目开发占到整个行业的70%~80%时间,剩下的——从拍片到上映,时间相对固定。如何将开发过程缩短,成了整个行业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
《全民目击》的导演非行是业界公认的优秀导演,却连续四年没有拍片。在吴又看来,一个导演沉寂四年,一定是项目开发环节出了问题,也就是没有合适的剧本给他拍。

在香港和好莱坞,这样的导演几乎是每年一部影片。

很多时候,行业只知索取,要把这个买过来,把那个买过来,却从不肯花时间为创造内容的人提供良好的写作环境。吴又决心解决这一问题,他打造云莱坞的一个愿望就是,使得编剧行业越来越规范,机会更加公平,真正使才华成为编剧最核心的判断标准。

云莱坞做了三件事:一,发现优秀的编剧,帮助他去发展自己的职业道路。二,面向制片人,不断地为制片人提供好IP、好剧本、好编剧。三,拓宽剧本外延,打造超级IP实验室。

从海量内容中通过机器和人工的双重筛选,找到可能的爆款IP,云莱坞再去深度孵化。

云莱坞致力于打造更专业的平台,编剧和制片方必须实名认证,还有一部分需要行业认证。而它的推送机制则会不断学习用户行为,精准推送,提高分发效率。

为了保障编剧的权益,云莱坞将版权保护业务和版权保护中心打通,用一款产品解决抄袭和盗版问题,并且向所有入驻平台的编剧免费。

云莱坞做的工作相当于前期制片,也就是完成可拍摄的剧本和项目孵化。定位虽如此,他们却不做现场的制片、宣发。云莱坞的定位是整个行业最开放的联合出品方。

它对标的是CAA(Creative Artists Agency)——好莱坞最大的经纪公司。吴又希望将云莱坞的服务模块化,比如佣金的比例,对于任何编剧都是一样的。

云莱坞面向的是职业编剧,吴又坚信,那些能够靠人脉生存的编剧,最终也会选择到云莱坞上来,因为“平台连接的制片人太多了,是海量的,一个人的人脉再多,也不可能有平台多。

对于编剧来说,云莱坞这样的平台持续供给能力很强,剧本与制片之间不匹配时,可以随时重新组合,板块化的力量远超个体。

而为了适应阅读碎片化的趋势,云莱坞将剧本的格式标准化,采用故事卡的形式,将一句话的故事梗概和一千字的起承转合放在同一页,供制片人快速查阅。

采访中,吴又第一次透露云莱坞的黑科技。在云莱坞平台上,每天都有机器帮助阅读和筛选大量剧本。机器扫描之后再通过用户的数据扫描一次,不停验证,学习正负样本。

吴又对机器的能力很有信心:“我们的机器就像AlphaGo,它将成为全世界范围内读剧本最多的一个系统,认知能力会不断增强。”

吴又的野心不止于此,他要打造一个面向编剧和写作者的完善的社区,打通前期开发的所有要素,改善创作环境,将版权保护、剧本交易、剧本变现、编剧成长等都纳入自己的服务体系,推动整个行业的开放化和透明化。

目前,依靠自然增长,平台作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,每周新增剧本在500~1000之间,这个速度已不算慢。

不同玩法

前演员王鹤鸣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研究生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。从2003年至今,他已参演电视剧近千集,其中被人熟知的有新版《三国演义》的刘禅,新版《红楼梦》的薛蟠等。

初见他时,我却无法将他和演员这一身份联想在一起。他沉稳谨慎,逻辑清晰,给人感觉像个打拼数年、经营有方的商人。

他的转型也让人意外,做演员多年,王鹤鸣早已实现经济自由,可为了创业,如今他已放弃演艺道路。

促使他从商的原因,源于他做演员多年对影视行业的熟悉。王鹤鸣很早就发现,影视行业始终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:编剧们散兵游勇各自为营,影视公司需求旺盛却无从获取。

近两年,编剧的地位渐渐提升,在业内也有了一些话语权,王鹤鸣觉得机会到了,他要趁势将编剧行业助推一把。

他决心做一家联结编剧、剧本和影视公司的中介机构——剧本超市。剧本超市主攻线下,搭建编剧经纪、剧本经纪平台,这是因为王鹤鸣认为,编剧与制片方的对接一定要落地,只有双方亲自接触,才能碰撞出更多火花。

王鹤鸣要做的不只是剧本交易,而是与编剧相关的一切服务。由于王鹤鸣十几年的演艺行业从业积淀,在对接影视公司时,有着比同行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。

目前,剧本超市已有3000余家深度对接的影视公司,在此基础上,王鹤鸣研发出一款产品——“月报”,每期从几百个剧本中筛选出20个做成Top排行榜,定向输送给3000家影视公司,并负责编剧创作以外的法务、宣传、包装、谈判等一系列工作。

每个编剧都是一本书。跟20多个知名编剧交了朋友后,王鹤鸣发现了很多问题。在资本掌握电影市场的时代,他去做有差异、有需求的事,他认为很有成就感。

在第一季编剧访谈节目开始时,曾有资方要他做得娱乐化,被王鹤鸣坚定拒绝。王鹤鸣说:“我宁愿不要他那个钱,我也不会把这么认真的东西娱乐化。

王鹤鸣深知,编剧不喜欢燥的氛围,要让编剧讲话,就不能引入娱乐明星,否则会盖过编剧的风头。他要挖掘的,是影视热背后,编剧视野下的理性观点和故事。

让王鹤鸣感动的是,在节目的商业价值尚未明确时,CIBN(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)向他抛出了橄榄枝,决定投钱支持。

第二季的节目,王鹤鸣目前也在筹备中,有了更多电视台的支持。

而拥有众多影视资源和项目的剧本超市,与影视基金谋求合作,准备做一个资金池,撬动更多资源。王鹤鸣的坚持只有一个,就是盘活整个编剧行业。

王鹤鸣的影视咖啡厅还未装修完毕,但已经初具雏形,采访时,能看到编剧和编剧经纪人正在洽谈。王鹤鸣指着咖啡厅旁的一排高大的书架说:“我们准备将书架重新打造一下,做成影视书房,把剧本装订好放在书架上,供来访的影视人翻阅和交易。

书房一侧的墙上,挂有一个显示屏,剧本超市策划的几期访谈类节目正在上面滚动播出。汪海林、宋方金等业内举足轻重的编剧已经参与了访谈,下期做客的嘉宾轮到史航。

王鹤鸣选择的这个位置,毗邻朝阳区几个大的影视文化区。他拿下3000多平米,要做一个标志性的影视基地。未来,他将与餐饮机构合作,将影视咖啡厅连锁化。

咖啡厅前台旁边,立着一台机器,这是剧本超市的又一研发产品。机器主页显示了入驻剧本超市的大量剧本,来此观看的人可以根据喜好翻阅目录、大纲等并下单。

这一产品,王鹤鸣今后会在线下咖啡厅大力推广。

两年来,王鹤鸣和他的团队夜以继日地头脑风暴,探寻出一条能够服务编剧且快速变现的通道。

除了剧本交易外,剧本超市还开发了剧本众筹业务,囤积大量原创剧本,将一个剧本拆分为N份,剧本超市作为其中一个版权方,联合其他制片方,共同出价。

对于编剧来说,由于单份出资价格降低,制片方出资可能性也将提高,更容易使剧本变现。

而对于制片方而言,以前100万只能投资一个剧本,如今却能入股100个剧本。100个剧本中,只要少数成功,就能收获成倍的回报,这使得投资者对投资剧本的信心大涨,加速剧本交易。

用王鹤鸣的话说:“这是真正的影视+互联网+金融。”

剧本超市拥有一款剧本分析机器人,这款机器人由国内著名高校的2个博士和5个硕士研发,并取得了3个软件著作权。通过机器人,剧本超市可以快速分析出剧本海量文字中的人物关系图,罗列剧本每种场景的多少,对比剧本间的相似程度,并能找出同类型电影的上映票房。

记者曾就此款机器人的相关功能询问过金牌编剧董润年(《老炮儿》《心花路放》《厨子戏子痞子》编剧),董润年表示很感兴趣,并提出自己将首先订购一款。

原因是:“编剧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会陷入海量文字中,思绪混乱,需要重新梳理人物关系和大纲,才能继续创作。有了这样的机器人,编剧就能节省大量时间。

“对编剧,我相信伯乐;对剧本,我相信买手。”王鹤鸣说。

王鹤鸣知道影视公司最大的成本在于时间。在缺乏好剧本的情况下,影视公司只能跟风创造影视剧。剧本超市的诞生,解决了影视公司剧本荒的根本问题,成为专业的剧本前端供货商和服务商,加快影视公司的项目进程,使影视剧紧跟时代。

要做中介的剧本超市,还将增加一项担保业务,解决目前年轻编剧要预付版税而影视公司怕担风险的双重忧虑。这项业务相当于联结编剧和影视公司的支付宝平台,它作为第三方,降低双方风险的同时,也收取服务费。

王鹤鸣说:“很多年轻编剧没有作品但我知道他活儿是ok的,我们是绑定在一条线上。定金先打到我公司,项目继续走。项目不ok,钱退回。

我评估你的剧本,如果你剧本好,我买掉,剧本好,我干嘛不囤,囤了可以继续运作。”

编剧帮与前两家模式都不同,它更偏向媒体属性。

编剧帮的创始人杜红军较早地嗅到了自媒体崛起的气息,在30岁那年进入这个市场,用他的话说:“之前我做的事很多,但距我的目标越来越远,30岁这年,该回归了。

杜红军也是个有文学理想的人,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戏剧文学专业,毕业后却难以进入编剧行业。来北京闯荡,为了解决生存问题,杜红军将理想暂时搁置,做了很多不相干的事。

因为当初不被这个行业的人认可,杜红军突发奇想,一次,他以记者的身份进入北京国际电影节,偶然间发现,在场的所有人都在热烈地谈电影、谈演员、谈融资,却没人在意跟创作有关的事情。

杜红军意识到,做编剧平台,可能是个蓝海。

恰逢2013年,微信公众号初现价值,杜红军立马意识到公众号将是未来重要的媒体阵地,于是,他决心把喜欢的事重拾起来,便有了编剧帮。

对杜红军来说,编剧帮成了他进入编剧行业的一块敲门砖,而他很快发现,编剧这个群体非常可爱真诚,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、演员四种主创之中,编剧是相对亲民的。

“编剧的整体生存状况越来越好,收入渐渐提高,编剧的话语权也越来越重。以前一部影视剧,主创人员去走红毯,不会通知编剧,现在,主办方会主动去邀请编剧。

”杜红军说。

编剧宋方金和演员宋丹丹关于“演员能否随意改动剧本”的争论结束后,编剧的维权意识增加,再加上编剧帮、如戏等媒体平台组织的各类活动,潜移默化地提高了编剧的地位,编剧的发声渠道越来越多。

但编剧行业的问题仍然存在,最大的问题在于整个行业都没有标准。

美国的影视产业非常成熟,连一名群众演员都是工会会员。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编剧,必须要找到一名专业的编剧经纪人,由经纪人帮你递交作品。

当编剧利益被损害时,编剧可以求助工会,还可以联合起来集体罢工维权。

杜红军想要通过编剧帮不断推动编剧行业的规范化,首先要做的就是发布剧本规范,联合各大影视公司共同制定规范并推行,使编剧不再为细枝末节的字号、封皮、格式等较劲,而是集中精力用于创作。

为了使编剧更具影响力,今年9月,编剧帮会将原有的“编剧脱口秀”做成“编剧节”,评选、颁奖,真正成为编剧们的节日盛会。

“这个行业有个现象,努力的人留下来了,有才华的人离开了。”这话出自正午阳光影视董事长侯鸿亮的口中。杜红军初次听到时,深表认同,他告诉我:“就是因为没有好的制度、好的保障,这不仅仅是编剧,也包括导演、后期等。

杜红军愿意与编剧们同甘苦,他说:“推动行业规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但我愿意尽我所能,先做个十年。”

先烈还是独角兽

采访时,宋方金穿着及膝的大裤衩、趿着拖鞋就来了。

当我提到国内一些做得不错的编剧公司时,宋方金说:“他们是先驱,但先驱很可能变成先烈。当然不排除在窗口期进入的这几家公司未来会有一家脱颖而出,成为独角兽。

宋方金是业内少有的敢于直言的编剧。对他来说,人生目标早已不是赚钱,而是捍卫文学理想和编剧尊严。

在编剧多数联合创作的今天,宋方金依然坚持单打独斗。他不允许外行随意改动自己的剧本,他认为一个剧本的完整性需要得到保证。在拍摄《美丽的契约》时,宋方金对宋丹丹无视编剧群体,大量改动剧本的行为表示不满,为此公开在网络上与宋丹丹掐架。

宋方金和宋丹丹的争论后来演变为编剧与演员的权益之争。宋方金身后,是很多同样义愤填膺的编剧,然而,还是有一些编剧提醒宋方金:别把影视圈都得罪光了。

宋方金不为所动,依然在抨击行业内的不公。前段时间,他卧底横店,发文谴责98%的鲜肉演员不敬业,消息一出,又成焦点。

很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,编剧圈需要宋方金这样的人。如今,编剧迎来黄金时代,不能不说与他的努力有一定的关系。

“编剧行业是天堂。”宋方金在采访中不止一次提到,这样形容的依据是:“编剧是中国社会中自由度最高的人,放到现在来说,作品真的好,报酬是很惊人的。

“一线编剧正常情况下每年的收入是几千万,二三线编剧的收入逾百万,稍微勤劳点,也能收入上千万。同等级别的导演和编剧,导演的收入则要更逊一筹。

而之前则不是这样。”宋方金说。

在宋方金眼中,这是一个合理的收入,好莱坞的影视作品中,编剧的版税比例,比中国的还要高不少,所以他认为:“现在国内演员的片酬高得离谱,占据比例太高,但随着市场日渐成熟,编剧的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。

然而,对于国内编剧行业的不规范问题,宋方金也是倍感无奈。好莱坞的CAA曾在中国成立了编剧经纪公司,签约了余飞等一些一线编剧,最后却铩羽而归。

根本原因在于,在中国,像余飞这样的编剧更能独当一面,议价能力比经纪公司更高。久而久之,公司便无法立足,编剧经纪制度在中国也就被抛弃。

国内要想打造编剧经纪制度,必须独辟蹊径。

“未来每个编剧仍然会拥有一个经纪人,编剧经纪制度最终仍会形成,只是需要时间。”宋方金说。对于云莱坞、剧本超市、编剧帮等致力于推动编剧行业规范的平台,宋方金表示,他们需要鼓励,但同样应当经受国内市场的考验。

“编剧变得重要,突显的其实是文本变得重要。”编剧董润年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。前几年,资本介入后,影视市场开始爆炸性扩张,去年944部院线电影上映,这还不包括电视剧和网络剧。

全中国需要上万名编剧完成这些文本,而现有成熟编剧的数量却无法匹配。

一方面,董润年看到了新人辈出的希望,一方面又有些忧虑

董润年参加了前段时间云莱坞举办的中国新编剧大赛评审活动,他表示:“由于好剧本稀缺,大赛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,我也已经入手。

董润年有自己的创作工作室,太太应萝佳是制片人,拥有一家制片公司。夫妻俩搭档,同样在做一家以经纪业务、项目孵化为核心的经纪公司,和云莱坞不同的是,他们的经纪公司较为传统,没有线上业务。

董润年透露,这家公司已完成了初步融资,开始依靠原创开发的能力,涉足影视投资。因此,有好的剧本和编剧,董润年会吸纳进自己的公司,目前,董润年公司已签约有三四十个年轻编剧。

“我以前担心编剧人数太少,撑不起一个社区,但是参加云莱坞新编剧大赛的时候,我发现想要成为编剧的群体还是很庞大的,新一批编剧已经不止十万人。

这样一个体量的编剧想要形成垂直平台和社区还是有可能的,将来凝结在平台上的都会是产业链上下端的人。”被邀请成为云莱坞大赛评审的董润年说。

对于大赛评选后的效果,董润年也持乐观态度。去年的一次编剧大赛中,十强中已经有两部拍成了电影,今年几家公司组织的比赛中,被拍成电影的剧本将会更多。

他同时表示,沿着这样的路子,编剧大赛将会更具权威,因为选拔出的优秀剧本,福利是实打实的。

一方面,董润年看到了新人辈出的希望,一方面,董润年又有些忧虑。他承认:“我们的好编剧还是太少了,尽管云莱坞、剧本超市这些平台都在挖掘现有职业编剧以外的力量,但是优秀编剧的数量还是跟不上。

互联网兴起后,国内经历了一个网络写手喷涌而出的时代,作者遍及全国,来自各行各业,这是云莱坞们做平台的一个依据。然而,在董润年看来,编剧这一职业光靠挖掘仍然不够,训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

对于编剧来说,都是影视公司提出要求,他来满足,如果水平不够无法满足,影视公司不会和他废话。如果有人能够告诉他作品出了什么问题,编剧则会很快改进提高。

采访结束时,董润年告诉记者:“推动编剧行业的规范需要很长时间,未来哪家会成为独角兽也未可知,但是对编剧们和整个影视市场来说,他们目前在做的事,已经是功德无量。

陈贝蕾 chenbeilei@iceo.com.cn

SOURCE: http://www.iceo.com.cn/renwu2013/2017/0714/302816.s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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