追回庚子赔款的功臣,残忍地揭开晚清中国的假面

1906年3月6日,在白宫,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·罗斯福迎来了一位自中国归来的拜访者——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。

当时,对欧美人而言,明恩溥是一个极为出色的中国问题专家。在向罗斯福报告了当时的中国形势后,他提出了一个建议,即美国应退还部分庚款,将之用做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经费,以及为中国学生提供留美津贴。

毫无疑问,这个建议让罗斯福甚为赞同。当天,罗斯福不仅将明恩溥及他的同行者留下用餐,之后,又就如何制定退还庚款的方案,和明恩溥一直探讨到深夜。

庚款,即《辛丑条约》所定的赔款。其中,美国所获为2400多万美元。

在明恩溥这次拜访过去两年之后,美国国会通过了罗斯福关于退还庚款的咨文。随后,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发表声明,将把美国所获庚款的约半数,即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,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之用,并在北京开办游美学务处(相当于清华的前身),作为庚款留美事务的专设机构。

一个“中国通”

在美国退还庚款的过程中,还有数位参与者发挥了重要作用,比如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、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以及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等。

与他们相比,明恩溥的特殊之处在于,他是以社会力量代表的身份,而成为了推动美国退还庚款的关键人物之一。

1845年,明恩溥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维郎城。1870年,他从安多弗协和神学院毕业。1872年,他受美国公理会派遣,成为一名来华传教士。

按照公理会的安排,明恩溥来华初期的任务为一边学习中文,一边在天津做一名实习传教士。不过,他显然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来到天津的,因为当时天津教案的风波尚未平息。

之前,因“迷拐幼孩剜眼剖心”等谣言的风传,天津发生民变,众多天津市民打死了法国领事丰大业,又冲入法国教堂,打死神父,修女,洋商及其眷属等20人。

事件发生后,曾国藩抵津办案,在清廷顽固派和法国的夹击中,曾国藩动辄得咎。最终,天津教案以流放失职官员、处死人犯和赔款结案,曾国藩的一世清誉也因此毁于一旦。

教案之前,他是中兴名臣,而在教案之后,他成了举国唾骂的“汉奸”、“卖国贼”,且他自己也大有“外惭清议内疚神明”之感。就在明恩溥抵津的那一年,曾国藩于郁郁寡欢中去世,而在曾国藩的身后,朝野上下对传教士的仇恨继续暗涌、升级。

在天津,明恩溥根本无法打开局面,他转而认为,应该离开天津,前往中国的内地乡村开辟新的传教区,而且,他还认为,比起留在天津这样的口岸城市,前往内地乡村他才可以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。

在那里,他可以住在乡民中间,说他们的方言,并和地方官员、平民以及流浪者等各阶层广泛接触。

这是后来他成为一名“中国通”的起点,但在一开始,他的数次乡村之行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。

1877年春,一场罕见的旱灾袭击了华北,到了秋季,黄河改道又带来洪水泛滥。水旱夹击之下,山东等省遍地饥民。在明恩溥所著的《中国人的气质》一书里,他记录了这一场“丁戊奇荒”:“地面上一片荒芜,数以千计的村庄毁于洪水,在水灾中幸免于难的人们在大地上四处流浪、无家可归,没有任何希望。”

当时,明恩溥作为一名赈灾者来到山东。在重灾区恩县(今分属平原、夏津和武城三县)一带,他向分散在115个村庄中的四千多户灾民发放了约12000元(银元)赈灾款。

也是在这个过程中,那些灾民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忍耐力让他很迷惑。他问一些灾民,整个华北都已陷入灾荒,四处流浪也很难获得食物,为什么不肯团结起来向地方政府要求援助呢?他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这样两个字:“不敢。”有时是四个字:“不敢。不敢。”

对此,明恩溥只能感叹:“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做法,原因可能有两个。他们是一个最讲求实际的民族,依靠某种本能,他们意识到这类计划是徒劳无益的,因此,他们几乎不可能去实施那种必不可少的联合。”

灾荒过后,明恩溥也在恩县庞庄建立了传教点。在一年的时间里,有一百五十多人入教。明恩溥欣喜地在总结报告中写道:“灾荒结束之后,事情变得很明显,我们进入了一个传教的崭新时代,许多反对外国的偏见消失了。”

也是在这个时候,明恩溥成为了上海《字林西报》驻山东通讯员。并发表了大量的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文章。

1890年,这些文章汇编为《中国人的气质》一书,在上海出版。两年后,又在英国出版,此后还陆续在欧美以及日本等国出版了十几个版本。

这本书让明恩溥声名鹊起,成为一名极受欧美政界、报界关注的“中国通”。当他以一名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回到美国,他的建议自然也极受白宫的重视。

一个典型的“中国人画像”

通过《中国人的气质》一书,明恩溥为当时的中国人“画像”。

在这本书里,当时一个典型的中国人,具有如下特点:好面子、生活节俭、勤劳、讲究礼节、不守时、不讲求精确、说话拐弯抹角、头脑混沌、神经麻木、排外、缺乏公共精神、保守、忍耐力极强、知足常乐、孝顺、仁慈、缺乏同情心、喜欢猜疑以及缺乏诚信等。

应当说,明恩溥所描绘的这副当时中国人的典型“画像”,既细致、形象,又充满了复杂性。有些甚至显得自相矛盾,比如,一个人可以既仁慈又缺乏同情心。

对此,明恩溥的做法是,他在阐述每个特点的时候,都结合了相应的例子。

比如,富人、穷人都认为行善可积德。为此,有些富人会在灾荒发生时设立粥棚,而那些财力一般甚至匮乏之人,也会在腊八那一天,“最为慷慨地向每一个来者施舍那种最廉价、最低质的稀粥,从日出到日落,连续坚持十二个小时。”

又比如,同样还是这些曾经行善之人,在他们面对耳聋或目盲之人时,却常常加以嘲笑。或者,如果一个人不幸脱发,那么他就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话:“十秃九诈,剩下一个不是哑巴就也是诈。”又或者,人们往往会当着一个有着智力缺陷的孩子,“说他缺心眼儿。”

明恩溥尤其不能理解闹婚习俗,在他看来,这简直是“中国人缺乏同情心最为典型的例子”。因为,“新娘一般都非常年轻,她们总是非常胆怯,突然被一大群陌生人包围。各地风俗差异很大,但有一点是共同的,这就是没人在乎这个众目睽睽之下的可怜孩子的感受……当新娘下轿走进婆家时,她就像一匹刚买回来的马一样,成了众人品头论足的对象。她此时内心的感受是不难想象的。”

换言之,在明恩溥看来,当时的中国人平时得不到尊重,既缺乏自尊,也不懂得尊重他人。

随着《中国人的气质》一书在欧美各国的风行,明恩溥为当时中国人作做的“画像”,也就成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“标准像”。

此前,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形象的描述一直在两极之间摇摆。

比如,伏尔泰曾不遗余力地赞美中国、中国人:“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,而不宣扬什么奥义……他谦虚地探索,让人不要迷失于世界,让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,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说话,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。”“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”。

又如,莱布尼茨甚至建议:“在我看来,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丧、难以自拔之境。我甚至认为,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,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实践和目的。”

比如,孟德斯鸠却有截然相反的看法。他认为:“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,专制的原则是恐怖,专制的目的是平静。”又如,黑格尔认为,在专制帝制下的中国,只有一个人拥有自由,那就是皇帝。

他高高在上,其他人只能选择暴政面前的人人平等。绝对的奴役带来了普遍的奴性,使得当时的中国人没有尊严,只有自卑自贱;没有进取抗争精神,只有软弱服从;没有诚信, 只有相互欺诈。

再如,到了晚清,当马戛尔尼使团从中国归来后,随团的科学家丁维提更是毫不客气地说,伏尔泰那些启蒙思想家欺骗了他,因为他们“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,他们介绍的是理论上的中国人,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。”

这些自启蒙运动以来的,截然相反的对中国人特征的描述,也一直让西方人在想要把握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时,常常感到无所适从。

当明恩溥画出了“标准像”,也就为西方人解决了这个难题。正因为如此,在清末,《中国人的气质》一书成为西方来华者的必读书目。

一场“国民性”大讨论

但是,让明恩溥意料不到的是,他这本写给西方社会的书,却在中国引起了一场“国民性”大讨论。

其余波,甚至可以说到现在尚未止息。

1921年12月起,鲁迅在《晨报副刊》上连载了《阿Q正传》。在鲁迅的笔下,阿Q自欺欺人、欺软怕硬、麻木健忘、自贱又自大、怯懦又残忍、愚昧而充满奴性。

一个关于“国民性”的典型文学形象就此产生。

这个阿Q画像的源头在哪里?当时即有人注意到,《中国人的气质》一书中所描述的当时中国人的种种特点,可谓是阿Q形象的蓝本。

鲁迅在日本留学时,即看过了明恩溥这本书的日译本,而且,鲁迅在思考“国民性”问题时,也一再提到这本书。

比如,鲁迅曾这样写道,他希望尽可能多的中国人“看了这些(明恩溥对中国人特点的描述),而自省、分析,明白哪几点说的对,变革、挣扎,自做功夫,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,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。”

和明恩溥相比,鲁迅的笔锋可以说是更加犀利。

如果说,在明恩溥的笔下,他对当时中国人的性格缺陷还尽量表现出同情和理解;那么可以说,在鲁迅那里,他要像挥舞手术刀一样,把那些性格缺陷赤裸裸,乃至血淋淋地剖析出来。

这是因为,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旗手,鲁迅急切地希望通过批判“国民性”,来改造“国民性”。

为什么先秦之时的中国人,那么果敢、蓬勃、充满生命的活力?为什么到了清末,他们成了一个个的阿Q?

当鲁迅在不断发问时,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旗手胡适也在发问。

在对“国民性”之特点的剖析方面,胡适与鲁迅并无二致。但是,当他们寻找“国民性”的形成原因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时,他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。

在鲁迅看来,导致“国民性”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旧文化,因此,必须进行思想革命, 造就一代新青年,“改革国民性,否则,无论是专制,是共和,是什么什么,招牌虽换,货色照旧,全不行的。”

在胡适看来,导致“国民性”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旧制度。因此,清廷以民智未开为由不肯立宪,袁世凯又以同样的理由恢复帝制,都是专制之余毒仍不肯退场,仍要荼毒民众。

基于这样的看法,无论是在北洋时代,还是在国民政府时代,胡适都一直在大声疾呼要实行立宪政治。他以他的留美经验举例,“那些嚼淡巴菰带外国腔调的美国选民,他们何尝读过什么《政治学概论》或什么《公民须知》?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,长在民主的空气里,受了制度的训练,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,比我们在大学里读报纸上的政治学的人,还高明的多。”对蒋介石迟迟不肯行宪,胡适批评得毫不客气。

在《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》一文中,胡适写道:“程度幼稚的民族,人民固然需要训练,政府也需要训练。”

当鲁迅、胡适等人发起“国民性”大讨论的时候,明恩溥早已离开了山东庞庄。晚年的他居住在距离北京市区很近的通州,把主要精力用以神学方面的写作。

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爆发时,明恩溥已因退休而返回了美国。

1932年,明恩溥在美国去世。美国国务院致电吊唁,表彰他曾提出了退还庚款兴办新学等许多有力的意见。

这一年,清华已诞生二十余年,而且,其成绩有目共睹,早已执中国高校之牛耳。

胡适在19岁时考取了游美学务处组织的第二期庚款留学。留美归来后,他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。

1919年6月,52岁的章太炎在北京做了一场题为《今日青年之弱点》的演讲,以长者身份,针对青年人的短处做了几点告诫。当这位古文经学大师演讲完毕,28岁的归国博士胡适登上了演讲台,他并没有顾及这位旧学泰斗的情面,而是在一开始就宣布,太炎先生所说的“都是消极的忠告,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”。

话虽婉转,但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极为明白。在演讲的结尾,胡适以一句荷马史诗作结:“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”——请看吧,我们已经回来,世界从此不同!

参考文献:

1.顾长声(著),《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——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5

2.[美]明恩溥(著),陈午晴/唐军(译),《中国乡村生活》,中华书局,2006

3.[美]明恩溥(著),刘文飞/刘晓旸(译),《中国人的气质》,上海三联书店,2007

SOURCE: http://news.163.com/17/1214/09/D5JUUUUF000187UE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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